这首词虽然是“嘲红木犀”，却寄托着君国之忧和沧桑之感。词的上片追忆儿时所见北宋旧宫中高大的桂树，芬芳香浓。这里曾经歌舞升平，而今徽、钦二帝北入绝域，江南草木锁于深宫。下片写红木犀虽然改变了颜色，却仍然没有脱离木犀的气息，所谓自家“家风”，寄寓了词人深刻的民族观念。结尾两句为木犀解嘲，兼以自嘲。词人将千古兴亡、百年悲欢都在咏红木犀中呈现出来，其中蕴藏的是深沉的家国之痛。全词借花喻人，以小见大，在今昔对照中寄托黍离之悲，词意凄婉，含蓄幽深。
上片泛咏旧京故宫草木。开篇化用杜甫诗，借唐喻宋，谓北宋盛时，宫中花木繁盛，桂影重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的繁荣昌盛。这和李清照所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一样，都有以小见大之意。“十里芬芳”二句由大到小，映带出红木犀。木犀、金粟，都是桂花的别名。“十里芬芳”上承“桂影重重”，写桂花之多、桂花之香；“一枝金粟”，写红木犀的耀眼出众。“玲珑”二字则把木犀花蕊似金粟点缀的风采准确地描写出来，但点到为止，为下片正面描写红木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凝碧池本来是唐代宫廷中的池沼名，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身陷贼手，赋诗云：“秋槐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过，唐宋的凝碧池并非同一处，词人是借用王维诗意，说明当时凝碧池上虽有管弦之音，却不能给人以快慰之感，反倒使人感风吟月，满怀愁云。“翠华远”三句紧承“风月愁侬”写词人发愁的原因：二帝被囚远方，故宫荒芜，昔日的奇花异草难见天日，其“君国之忧”与沧桑之感表露无遗。
下片正面赋写红木犀。“只为”两句写红木犀的色与香。“天姿冷澹”，谓其质姿天然而不艳冶；“彻骨香浓”，言其香之经久不息。以“天姿冷澹”和“彻骨香浓”八字赋红木犀，可谓形神兼备。而“被西风酝酿”五字，不仅点出了木犀开花的季节，还暗示出它的孕育过程，运笔细密。“枉学”二句正面点明所赋为红木犀。“叶底偷染妖红”，谓木犀花之红可以和丹蕉相比。而“枉学”是说花虽艳红，却开不逢时，已无人去欣赏它了。“道人”二句用晦堂禅师为黄庭坚说法的典故，谓即使木犀花淡红多叶，只要其香为木犀之香，依然是“道人家风”，风韵不减。“又怕是”二句关合人、花，语意双关，既远承“烟锁深宫”，写红木犀之凄凉；又因花及人，写人借酒消愁。“为凄凉、长在醉中”，言外之意是说做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醒”者更痛苦，正话反说，其中蕴含着词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这首词名义上是追忆儿时入禁中凝碧池所见所感，事实上渗透着词人当时的悲苦情绪。全词由回忆入手，纵横古今，虽处处写花，却只出现一次本体“桂”字，表现出词人丰富的学识和表现技巧；又虽处处写花，却处处说人论事，融汇深沉的家国忧思、民族伤感，藏而不露，含蓄幽深。
参考资料：
1、叶嘉莹主编；母庚才，顾之京副主编；朱德才，薛祥生，邓红梅编著．辛弃疾词新释辑评 上．北京：中国书店，2006：49-52
2、沈文凡编著．通赏中国历代词．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64
3、王立娟，卞轶男，刘少坤著．苏辛词评注．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258-259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据广信书院本将此词编次于《声声慢·旅次登楼作》之后，作年约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在家乡沦陷时未能脱身，被迫做了金朝的官。辛启泰《辛稼轩年谱》记载辛赞曾知开封府，所以辛弃疾少年时能有机会进入北宋旧宫观赏。当时盛开的木犀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追记当日印象而作此词。
参考资料：
1、（宋）辛弃疾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稼轩词编年笺注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25-26
2、洪柏昭选注．中国古代十大词人作品选 上．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467-468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