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出生于永嘉梧埏上田村（今属瓯海区）一书香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爱看戏曲、小说。后转入瑞安中学，与同村戴家祥一起借住孙诒让家，得览玉海楼藏书，受前辈治学严谨的熏陶。
1922年到1924年，王季思在永嘉梧埏小学任教。
1925年王先生19岁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开始在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古代戏曲。同时参加吴梅组织的“潜社”，从事诗词和散曲的创作，与唐圭璋、常任侠等交往密切。还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
1927年春，曾在温州瓯海中学任教；因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遭逮捕。后经亲友保释，重返南京读书。
1929年，王季思24岁，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几所中学任教，其中在江苏松江女中任教时间最长。在松江教书五年，王季思节衣缩食，购置图书，买了不少戏曲方面的书籍。他一面教学，一面钻研戏曲，或摘录元曲的方言俗语，或考证剧本的来龙去脉，有的制成卡片，有的移录书眉。
1941年，在金华出版诗集《越风》。
20世纪80年代末，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
20世纪40年代开始，王季思先后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浙江大学本部及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并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史与元杂剧。
1944年，《西厢五剧注》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这是王季思的成名作。
1948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继续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古代戏曲研究。
1948年夏，王季思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调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与戏曲。
1961年，王季思应当时国家教育部之聘，与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等联合主编《中国文学史》，前后达三年之久。
1965年因溃疡，胃被切去五分之四。
文化大革命中，王季思被打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后来下放干校，有一段时间每餐仅有两块腐乳送饭，但他甘之如饴。
1980年春，教育部委托王季思主持“中国戏曲史”教师进修班，当得知进修班学员、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便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八十高龄之后，王季思依然勤奋笔耕，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还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元戏曲》。
1987年，王先生去北京参加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6年4月6日辞世。
戏剧、戏曲研究
王季思学术成就斐然。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分析我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其代表著作有《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关汉卿杂剧的战斗精神》、《桃花扇校注前言》等。他关于《西厢记》的研究更是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1944年，王季思著作的《西厢五剧注》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多次再版，印数达20多万册。该书在国内引起“西厢旋风”的同时，也在日本引起反响，日本曾专门把“校注”集结成册，作为学习教材。
文革后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朝着探讨民族戏剧的审美特色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王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是：第一，与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将相相比，中国古代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劳动妇女；第二，中国悲剧的道德倾向比西方悲剧明显，美感教育作用比较强烈；第三，西方悲剧多以主人公的不幸收场，而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则往往是“圆满”的；第四，中国古典戏曲以曲词作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剧中常有西方悲剧所缺乏的“悲壮动人的曲词”。
王先生将中国古典悲剧分为“悲壮型”与“悲苦型”两大类，指出：“悲壮型”以岳飞、周顺昌等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接近西方的英雄悲剧；而“悲苦型”在古代占大多数，与西方悲剧截然有别。他又将中国古代喜剧分为讽刺性喜剧与歌颂性喜剧两大类，并且指出：歌颂性喜剧在中国占大多数，这不能用高乃依所说的“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和烦恼的摹拟”来概括。
在《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一文中，王先生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挖掘了中西悲、喜剧不同特征的产生根源，并且进一步指出：喜剧中有悲剧意蕴，悲剧中有喜剧情趣，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表现手法而且也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悲喜相乘、阴阳碰撞，可以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晚年主编《全元戏曲》。王先生主编和其他所谓“主编”的不同。在首发式上学术权威的发言，中华书局顾青的约稿。 他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主张。
文学史研究
新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尤其是探索母题演变方面，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1962年，和游国恩先生等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
王季思教学贡献
王先生本着爱学术、爱人生、爱学生的基本准则，以他的认真、严谨、谦虚、豁达的为人为学态度，播下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研究的种子，培养出一个学术梯队，至今成为中国大学中硕果仅存的古代戏曲研究队伍。
王起先生是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中大也因此成为中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和最早的全国重点学科之一。他还是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顾问等。在社会兼职方面，他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爱国
抗战爆发，王季思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在一次学校欢送部分高年级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大会上，王季思跳上讲台，当场用刀割破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他慷慨陈词：“我虽然未能和大家一起上前线打日本，但我的血和你们流在一起！”突显了一位热血青年教师抗敌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写错字
有一次，一位刚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写板书时出现几个错别字，学生很有意见，“告状”告到教研室，身为教研室主任的王季思在教研室全体会议上就此事发表意见：“我可以写错别字，你们就不行。”听了这两句，大家都瞪大眼睛十分惊讶，心想：“老师您怎么就可以写错别字呀？”只见王老师笑着说下去：“我写错别字，学生会说王起老糊涂了，连字都写错；但你们写错别字，学生就不会原谅，因为你们还没老嘛！”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无论当事人与否，大家都如沐春风，都在心里默默谨记着季思师的谆谆教导。
给国学大师王国维纠错
国学大师王国维是研究戏剧的一代宗师，很多人都把他的研究当作标准。但是，有一次王季思却“大胆”纠正了王国维的一个错误。 原来，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引用关汉卿的《窦娥冤》一剧时，有些唱词中的标点有误。“该书出来后，学界一直没有异议，而且所有涉及到这些唱词的书也都是用这样的标点去标。”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季思的第一届研究生吴国钦说，标点符号不是小事，如果弄错了标点，意思就会完全不一样。王季思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刻就此发表文章，指出标点应该怎样标。“经过这件事之后，所有的涉及那段唱词的书都把标点按王季思的说法改了。”
研究资料毫无保留送人
在纪念王季思从教70周年时，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王先生的学生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求，人师难得。”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学生对他的尊敬之情以及他对学生的爱护之心。“老师一直对后辈很提携。”吴国钦说，当时他刚在中大读了一年书，就直接把自己写的《马致远杂剧四问》送给还没有谋面的王季思看。没想到，王季思认真给他提了修改意见，还推荐其在中大学报上发表。“当时，本科生能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没几个。”正因如此，坚定了吴国钦对戏曲研究的一生追求。 王季思是位爱才、惜才之人，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对其他有才之人，他也倾其之力帮助。1980年春，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就把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几抽屉的卡片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聪明人要下笨功夫
王季思在治学方面认真严谨，他的一句名言在学生中流传甚广，那就是：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为了完成《西厢记》的校注，他将所有全元杂剧中涉及到的方言、俗语、俚语等生僻词语都制成卡片，一一对比、参照，最终把其意思找出，以便更好地注解《西厢记》。 “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作风一直持续到晚年。”吴国钦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80多岁高龄的王季思主持600万字的《全元戏曲》也是一字一句审读。一次吴国钦到王季思家中，时值盛夏，但令吴国钦感到吃惊的是，王季思正戴着口罩看稿纸。天气那么热，为何戴口罩？王季思解释说是口涎失禁，怕流到书稿上玷污稿子，所以戴上口罩。一个下午，换了好几个口罩。有了风扇就不用买空调。王季思一生简朴，也要求别人节约。他身居广州多年，许多人家都买了空调，但他却不希望自己家买空调。
湿红烘晓日，正玉楼人去，莺啼春寂。垂杨万丝碧，悄不回青睇，自成凄碧。
伤时怨别，渐倦了江郎赋笔。乍虫泥轻落书眉，暗省十年陈迹。
还忆重门掩雨，小阁听风，旧家寒食。西泠咫尺，怅望处，乱云黑。
甚今朝却放新晴天色，烟敛桃林历历。待提壶自赏芳华，暗愁又集。
昨寓镜春湖，一镜何朗澈。朝来闻砉然，云是湖冰裂。
惊飞湖上雀，喧噪久不歇。清霜肃万物，所为迎春工。
层冰虽云厚，覆盖宁有终。徒能禁鱼鳖，岂足阻蛟龙。
蛰雷一声起，冰雪万里融。胡为不自量，狂叫趁西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