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篇文章的体式是颂。颂是古代文章的一种体裁，但就其四言体式来说，实处于诗文之间，它往往与赞体同称为“颂赞”。刘勰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文心雕龙·颂赞》）刘勰指出颂的铺写如赋，但不华丽；敬慎如铭，但又不是纯然规戒。而词藻与义理，仍需具备，行文具有“巧致”，随所欲抒的情感而变。
刘勰所说，是南北朝时代对颂的正体的认识。在一代文豪韩愈手中，也需要遵循这个文体的轨范。但此文对我们来说，重点所在，在其意而不在其形。
韩愈此文所颂的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对郑国折冲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却仍保持中等强国的地位，具有莫大的功勋。其政治行为中有一则“不毁乡校”，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初步的民主观念的经典范例。
乡校是郑国人私议政事之所，郑国的然明觉得乡校非议国家大政，应予取缔。子产反对，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子产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知道舆论疏导的道理，并有意识地将乡校议政作为改善行政的参考，这在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中，是非常难得的胸怀。难怪孔子听到此事后，会说：“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这种说法。”
而韩愈此颂的第一段，就是对子产事迹的概括，纯用四言体式，简单介绍了子产对乡校的看法及其不毁乡校的影响，“郑国以理”，即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意思。这是符合颂体“敷写似赋”的基本要求的。
下段则引证西周史事，来说明此理。西周之兴，国家将老人供养起来，请他们发表对国事的意见，求言于老者，也是借助于老成者的人生和政治经验的做法。可到了西周的衰世，周厉王为政暴虐，使巫为监者，监视国人的谤言，国人道路以目。而周厉王终于被国人流放，西周也走向了自己的灭亡。成败史迹，岂不昭然具在，令人心悖？可以说，“敬慎如铭”，于此亦可见到。
末段则颂扬子产，完成文体的基本要求。大抵颂扬子产为执政者的模范，只是他没得到天子的赏识，而只能将教化施布于郑国一隅。如果以此道为天子之相，则国家的舆情上通下达，无所不至。天下所以不治，是因为只有好的君主而没有子产那样的臣子。谁是子产在当代的继承者呢？我只有悠悠地思念着古人！
此颂三层意思，先为概述子产史事，继而引证古史，次而颂扬子产。然而，写子产，也是在写韩愈心目中的贤相。韩愈身处唐朝的中世，正处在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万户衣冠拜冕旒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而西风凋碧树的晚唐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有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的封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十字路口，又该会有多么悲凉的沧桑之感。在韩愈理想的封建政治关系中，贤相应如子产一般，疏瀹天下的民情，使下情上达，使为政有利于民生，如此则天下可治。也许在对贤相的期许中，韩愈心目中还有元和时的宰相裴度的影子吧？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下，韩愈的理想注定了是空想而已。韩愈也只能“我思古人”，发抒其无限怅惘之意了。
梁丘据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据忠且爱我。我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晏子曰：“敢问据之忠且爱于君者，可得闻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则据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风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爱也。”晏子曰：“婴对，则为罪；不对，则无以事君，敢不对乎！婴闻之，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事君之道，导亲于父兄，有礼于群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诸侯，谓之忠。为子之道，以钟爱其兄弟，旅行于诸父，慈惠于众子，诚信于朋友，谓之孝。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维据尽力以爱君，何爱者之少邪？四封之货，皆君之有也，而维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何忠之寡邪？据之防塞群臣，拥蔽君，无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据之至于是也。”遂罢为垄之役，废厚葬之令，令有司据法而责，群臣过而谏。故官无废法，臣无隐忠，而百姓大说。
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
秦围赵之邯郸。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
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今齐闵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矣？”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百万之众折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去。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连曰：“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召而见之于先生。”
平原君遂见辛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先生。”辛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也。”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辛垣衍许诺。
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中而不去也？”鲁连曰：“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今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弃礼义，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则吾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将奈何？”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
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邪？畏之也。”鲁仲连曰：“然梁之比于秦，若仆邪？”辛垣衍曰：“然。”鲁仲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筦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而听退朝也。’鲁人投其钥，不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涂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
“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
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