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鉴赏

赏析

本文节选自《孟子·告子上》。《告子上》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性善说”，即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种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心”。“本心”不可小视，因为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几种道德的萌芽形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意近“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义之端也。”人应该推求本心，顺着“本心”的方向发展，并将它发扬光大，从而成为道德上完善的人。

放到《告子上》全文里看，本文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也能经受住考验；而如果丧失了“本心”，人就会做出亏心事来。其实，仅对本文的结构进行一番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主旨是讲每个人都有“本心”和保有“本心”的重要性。

简要分析如下：在第1段里，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舍生取义”的观点，并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加以阐明。行文至“所恶有甚于死者”，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就结束了。紧接着“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提出了新的命题：人人都有“是心”（即本心），只是“贤者”能够保有它。第2段就是对这个命题的论说和阐明。作者用一般的人和乞丐都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证明人人都有“本心”，用“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概括失去“本心”的人的惯有行为，并对此进行批评和嘲讽。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举的失去“本心”的事例，并不牵涉生死，而只是富贵与“义”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所以，它和“舍生取义”的说法没有什么关系。从课文整体上看，人应该保有“本心”是本文论述的中心。“舍生取义”的观点和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讲的都是“本心”赋予人的极大力量，属正面论证；“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讲的是失去“本心”的人的可悲可耻，属反面论证。

朱熹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顷刻不省察于斯焉。”（《四书章句集注》）这段概括主旨的话，还是比较恰切的。

简析

本文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他从人应如何对待自己的欲望入手，在生与死、利与义、守义与失义等方面，层层深入、正反对比地论证了义重于生，必须舍生取义。还强调指出“非独贤者有是心(舍生取义之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人如果经不住万钟、宫室、妻妾、施恩的诱惑，必然会“失其本心(舍生取义之心)”。

《鱼我所欲也》一文用面对鱼和熊掌之间的抉择，比喻面对生命和大义之间的选择，孟子会毅然“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当中的“义”和文章最后的“此之谓失其本心”的“本心”都是指人的“羞恶之心”（按如今的通俗理解，可以理解为“廉耻之心”）。因为人只有拥有“羞恶之心”，才能分清哪些是道德底线可以承受的事，哪些是道德范围所不接纳的事，哪些是“所欲有甚于生”的事，这样才能不被“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和“所识穷乏者得我”所诱惑，而像“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一样，内心有一种凛然的“义”。

《鱼我所欲也》一文本身的结构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论点应当是：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贤者能勿丧耳”。如果把《鱼》文分成三段来分析，是不难说明这一观点的。本文逻辑严密，析理精深，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语言生动、流畅，气充词沛，颇具说服力。

鉴赏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万章下》）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创作背景